大山摆脱“大山”:我不想永远留在二十多岁
59岁的大山身穿囚服,头戴贝雷帽,蓄着花白的胡子,看上去完全是棱角分明的硬汉。这是他在话剧《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扮相,他饰演男主角之一瑞德。
话剧《肖申克的救赎》海报。
这部剧由张国立担任导演,聚集了11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演员,全中文对白。主演大山说,剧组里来中国时间最短的演员,也有8年。“我们不是来剧组学中文的,我们是来演话剧的。”
1989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一句“玉兰,开门呐,我是大山!”让观众记住了他——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北大留学生。此后,大山四次登上央视春晚,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被人称为超级“中国通”。
后来,他似乎“淡出了观众视线”,大山说,他常常听到这句话。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在面向观众,如果你有十几年没看见我,说明你没找我”。
这些年,他一直在刷新自己的荧幕形象:推出中文单口喜剧节目《大山侃大山》,又将脱口秀、曲艺、音乐和朗诵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推出《大山笑友汇》专场演出——他评价,这是最有成就感的经历,因为创作和制作都是由他自己完成。他还在短视频平台创办了“大山读诗词”。
大山说,他不愿意永远停留在二十几岁的阶段。他关注中外文化的共性,但多数人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文化差异上。他觉得,文化交流“往深了走挺难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和大山的对话】
“扮演瑞德的老外,说话特别像张国立”
澎湃新闻:你此次在中文版话剧《肖申克的救赎》中扮演瑞德一角,距离你首次参演话剧《红星照耀中国》过去了18年,再次站在话剧舞台上,感受有什么不同?
大山:2006年,我演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演话剧,压力非常大,我在剧中扮演男一号斯诺,由上海文广演艺中心、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当时不用考虑市场效益。2007年,又和郭冬临一起主演过法国喜剧《超级笨蛋》。
2006年,话剧《红星照耀中国》 定妆照。图源:新浪娱乐
隔了一些年,再回到话剧舞台,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次我是主演,但不是唯一的主演角色,还有安迪、典狱长等角色。虽然第一轮的演出在深圳、上海、北京一共12场,但是我们今后还要做几十场,争取做100场,完全是市场化运作。
观众老问我们,上台紧不紧张?我觉得如果不紧张,说明你对自己没有要求。我希望我每次上台不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要有压力,要接一些有挑战的项目。
澎湃新闻:这次参演《肖申克的救赎》,你在排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大山:《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这个角色,在小说里头不是黑人,但是电影版里找了美国著名的配音演员摩根·弗里曼饰演瑞德,他的声音特别洪亮,在美国被称为“上帝之音”。
这次剧组找我扮演瑞德,和我疫情期间拍的朗诵诗词的视频有直接关系。据说张国立老师看了我朗诵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觉得我应该演话剧。我认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我有配音、朗诵、相声的语言艺术功底,剧组比较看好我的声音。但跟摩根·弗里曼的声音相比,有一定的挑战。
话剧《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澎湃新闻:这次参演话剧版《肖申克的救赎》的11名演员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你们平时排练需要限定使用中文交流吗?
大山:剧组里有这个要求,中文是我们大家共通的语言,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也是我们演戏的语言,所以它是很自然的一种选择。进入剧组的先提条件是必须有一口流利的中文。
所以我老强调一点,我们不是来剧组学中文的,我们是来演话剧的。我记得一个演员说,他是剧组里来中国时间最短的,才来了8年。对我们来讲,中文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剧组里两名俄罗斯演员和一名阿根廷演员,他们的英语好不好。
澎湃新闻:关于你扮演的瑞德这个角色,你有印象深刻的观众评价吗?
大山:有一个观众评论说,扮演瑞德的老外说话特别像张国立,感觉台词是他一口一口教的。张国立看了说,什么叫一口一口教的,让人有很多联想。这后来成了我们一个笑话,前两天张国立导演感冒了,我也有点感冒了。剧组开玩笑说,你们看你们就是一口一口教的。制片也跟他说,大山在你这儿得了真传,成了徒弟似的。
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很高兴,观众觉得我像这么优秀的一位演员,是在夸我。
“超级‘中国通’的完美形象,不够可爱”
澎湃新闻:我看到你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朗读中国古诗词的视频,有不少网友给您留言说你比很多中国人还了解中国古诗词。
大山:我从事中国古诗词的学习、朗诵,可能比一般的中国人少一些心理负担。中国传统诗词教育非常注重标准和规范化,我的一个优势是没有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没有束缚,可以更自然地发挥。
讲到古诗词,中国学者特别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情怀。而我希望表现诗词中更人性化、共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唐诗非常国际化,是用中国特有的一种美丽的、浓缩的语言来展现人类共通的情怀。
我在表演中用现代人的方式去表达诗词中的情怀,配乐选取现代音乐,没有特别明确的国家特色,这是我和其他朗诵者的区别。
我觉得李白有点摇滚精神,我表演过爵士版的《蜀道难》和摇滚版的《将进酒》。《蜀道难》表达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畏惧,这是非常国际化的东西。尤其在加拿大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对大自然的畏惧感是加拿大人非常熟悉的感觉。我脑海里就浮现出爵士这种自由发挥的风格。
音乐的感染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再加上大屏幕上的中英文字幕,让大家更容易接近古老神秘,又深奥的诗词。这也是疫情期间无奈的一种尝试,因为没有现场演出,也回不来中国,我就在家里做一些关于古诗词的录音录像、短视频。
澎湃新闻:你怎么想着做把脱口秀、曲艺、音乐和朗诵全部融为一体的专场演出,会担心输出“新口味”的表演,可能观众接受度没那么高吗?
大山:我的第一个脱口秀专场《大山侃大山》,就是用我的角度去讲我自己的故事,大山的故事。当然这里头也有夸张,也有演绎,但是基本属实,包括我怎么从学中文到学相声,到做电视节目,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烦恼等等,基本上是拿自己开涮,把很“完美”的大山形象,做得更有血有肉。
《大山笑友汇》是一个人的单口专场,一张嘴说60分钟,不是自己累的问题,是观众审美也疲劳了。你讲得再精彩,一个小时可能就到头了。
所以我开始想,脱口秀专场里头是不是应该穿插一些嘉宾节目,比如说音乐或者魔术表演。我自己的节目除了相声,把快板、诗词朗诵也融入进来。
2022年9月,在加拿大的首场《大山笑友汇》演出,我特别紧张,当时安排了10分钟的配乐朗诵白居易的《长恨歌》,离喜剧远了一点,我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但是那次尝试非常成功。
2023年《大山笑友会》加拿大专场演出。
后来,我的专场里头安排了脱口秀,三打白骨精的快板书,《长恨歌》的诗朗诵。这些都是中国不同形式的语言艺术,奔着学习表现中国的语言艺术的理念,组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专场。
澎湃新闻:我看到凤凰卫视采访你,有一期在《大山笑友汇》的加拿大专场,一个“00后”小伙子说,最早认识你是爸爸带他看《地下交通站》。你感慨说《地下交通站》只拍了一下午就被人记住了,而《大山笑友汇》专场准备了一个多月,来了150个观众。大家都还记得你,但对于你近几年在做的事情,可能又没有那么了解。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大山:现在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我淡出观众的视线。可是现在我每天都面向观众,我天天和我的观众交流。如果你有十几年没有看见我,说明你没找我。
我一直在忙,一直在做事情。如果你没有看到我的节目,希望你稍微主动一点,机会总会有的。
我非常珍惜90年代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等电视晚会的经历,是对我很高的认可。但电视晚会的时代过去了。过去我们没有自媒体,没有这些机会,现在我们有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我上过四次春晚,算是我的一个标签,但我不是靠春晚出名的。在1998年首次上春晚表演小品《一张邮票》之前,我已经在电视上活跃了10年。
但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各个媒体都在回忆春晚、宣传春晚,所以春节联欢晚会垄断了我们对过去节目的记忆。(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我的代表节目,或是我的成名作,所以这件事挺矛盾的。
澎湃新闻:现在的春晚,相声的境况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大山:过去的春晚,相声至少要有三四段,现在可能就一段。相声近些年还是回归传统。脱口秀的出现,是一种创新、灵活的,有时代感的艺术形式,没有那么多讲究,和越来越讲究的相声形成了一个平衡。
澎湃新闻:一些脱口秀演员的表演,故事取材于生活,比如自己的婚姻、育儿、恋爱,和父母辈的相处经历。你会在寻找故事素材时面临挑战吗?
大山:所以我讲的更多是台下的大山,是我自己个人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生活。大家写家庭生活的例子特别多,我觉得好像不缺这方面的素材了。
我们在说相声的时候,好像永远都是在吹牛,在夸自己多么好,“张嘴就来,你问吧,你问不住我了”,“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这些节目演多了,我开始觉得这样的角色不可爱,不可笑。因为对口喜剧得有喜剧矛盾,肯定得有一个人吹牛,两个人产生矛盾。
单口喜剧没有对象,矛盾要在自己身上,更多是拿自己开玩笑,表现自己的尴尬。这是单口喜剧的一个优点,也是为什么我从相声转到脱口秀。
过去,我更习惯在台上塑造一个很完美、很积极向上的超级“中国通”的公众形象,但脱口秀表演告诉大家,我没有那么完美,能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过去自己超级“中国通”的角色不可爱、不可笑的?
大山: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相声节目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套路。因为我都是和年长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合作,我又是一个外国留学生,所以有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定位,产生一个喜剧矛盾——师父要给我传授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学一学发现,我比他还了解,都是这么一种错位,一种调儿。
开始的时候,我只要张嘴说中文就能超出观众的想象。我说中文,说俏皮话,说绕口令,唱两句戏,再来一个贯口,观众就认为我是超级“中国通”。
我脱离相声是1997年前后,又过了十几年,我以脱口秀的形式回归喜剧,把过去完美的电视形象一点点拆解,我倒觉得更好玩了。
澎湃新闻:你在离开相声行业之前,会有一个痛苦,不愿意演了的阶段吗?
大山:谈不上痛苦。早期学习相声时,重复就是一种学习,觉得受益匪浅,可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上台锻炼,全国各地去走。后来,我参加电视晚会节目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30年以后,我还在演90年代的那些节目,我就觉得我没发展。
我脱离相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习相声的,我是来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在电视晚会上表演相声、小品节目,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平台去做中外文化交流。这条路走到头了,就换一条路,30年以后的今天,我还是在做中外文化交流,只不过形式不同。
“我一直保留说‘不’的权利”
澎湃新闻:有句话叫“每个人都可以当五分钟的脱口秀演员”,相比于相声,脱口秀入行门槛不高,你在脱口秀领域,会不会压力更大一些?
大山:脱口秀是一个普及的艺术形式,这一点打破了相声的行规,讲相声,必须得有基本功,拜师、学传统。
但我觉得做脱口秀的主要难处是观众很年轻。“90后”、“00后”观众感兴趣的话题是男女朋友、跟父母的关系、学习压力等等,那些都是我30年前关注过的。我不愿意永远停留在二十几岁的阶段。对我来讲,做年轻态的节目没有吸引力,我更愿意做适合我现在的人生阶段的节目。
《大山笑友会》加拿大专场演出宣传图。
澎湃新闻:在你现在(59岁)这个年龄阶段,主要关注什么样的话题?
大山:关注五十几岁人的人生经历,可能作为年轻人的父辈,打破代沟,放下架子去找一些和他们的共通点。在唐诗宋词方面,因为我朗诵古诗词基本上是中国教育大纲里大家都学过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再加上脱口秀的聊天串场,我觉得年轻观众应该能够喜欢。
以脱口秀的形式谈谈自己读唐诗宋词的感受,去理解李白、杜甫、苏轼等等,这是我现在的目标,和年轻观众找共通点。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喜剧演员是把浓缩的快乐送给别人,那作为喜剧演员,喜剧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并不都是快乐的部分吗?
大山:喜剧演员总体来讲,抑郁的特别多,开心快乐地生活很少。我觉得在喜剧演员里头这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喜剧艺术带来的压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不快乐。你把所有的快乐都集中在台上跟大家分享,从舞台一下来,有失落的感觉,之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回舞台上幸福快乐的感觉。
澎湃新闻:你个人而言,做喜剧的压力从何而来?
大山:做喜剧得一直突破自己,不能重复,老得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压力来自于这种创新的要求。
最痛苦的事情是老觉得有时候媒体和观众还是想看(演过的)熟悉的,留下美好印象的一些东西,希望你再来一遍。但是再来一遍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只有在创造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那样的感受。
澎湃新闻: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大山:是有点,我对自己的事情比较认真,对自己的要求永远是比对别人的要求高。有时候我感觉满足观众一般的要求并不是很难,但是满足自己的要求比较难一点。
包括话剧《肖申克的救赎》,我们首演算成功了,已经演了6场,网上的评论我们都看到了,票房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好一点,现在瑞德演熟了以后,我再回去看电影版《肖申克救赎》,还是觉得自己和摩根·弗里曼有距离。
话剧《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距离,一方面是在语言上,这是一个翻译作品,虽然中文表达非常丰富,但翻译过来还是没有原文那么精彩。英文版的语言特别生动通俗,瑞德不是一个文化人,他是教育水平很普通的囚犯,但是他有百姓的智慧,能讲出那些非常有哲理的话。翻译成中文以后,强调文学性,显得瑞德有一点文绉绉,我觉得我的独白再通俗一点就更好了。
澎湃新闻:现在生活中,有遇到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却不得不做一些妥协的时候吗?
大山:现在倒不太多。我特别享受现在人生的阶段,我结婚生孩子比较早,现在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最小的也26岁,能够独立。所以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没有特别大的经济负担,觉得解放了,完全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一些自己认为有创新和突破的事情。
不像我们二三十岁闯事业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有很多现实的考虑。但我这几十年以来,我一直是保留着说“不”的权利,我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不做。
我拒绝掉的事情很多,我清楚记得,我刚开始上电视演小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我的选择标准是,如果你希望用大山这个公众人物形象做事情,可以;如果你就是找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老外,那没有必要找我,人选很多。
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具体的标准在变,但是原则没有变,我就想做一些适合我去做的事情,不适合我的,我就不做了。
澎湃新闻:演艺生涯当中,你最有成就感的记忆是什么?
大山:最有成就感的是近几年自己的个人专场,完全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自己拍、自己剪、自己租剧场、自己卖票,一切创作和制作都是自己做的。
《大山侃大山》和《大山笑友汇》,是我能够充分展示自己,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平台。虽然影响力小,但在这方面我积累的能力和资本,可以用在别的项目上。我下一步想以诗词为核心,组一个我和朋友们的个人专场。过去是以脱口秀为核心,现在脱口秀成了一种串场形式,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但是像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很多事情得等机会来了,适合你就去抓。《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一个机会。春节晚会也是一个机会,但是比较被动,比如说春节晚会计划里有一个节目的角色适合你来演找到你,但节目能不能通过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那种自己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的感觉。
话剧《肖申克的救赎》排练照。
澎湃新闻:家人对于你的演艺事业是怎么看的?孩子有因此而崇拜你吗?
大山:没有,家里更多人可能觉得演艺事业挺烦人的,明星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太多压力,但是也为我自豪。《蜀道难》配乐就是我的哥哥丹尼尔作曲,他是玩爵士乐的。我哥一点中文都听不懂,我一点点跟他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重复三遍,每一次要用音乐表现出起伏,合作也是蛮成功的。
我记得有一次谁问我女儿,有个明星爸爸什么感觉?我女儿说,我不知道,我就这一个爸爸,没有对比。等孩子们长大了,能看懂这些节目的时候,这些节目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
多伦多这边华人特别多,孩子读高中时,偶尔有同学跟他们相处一两年以后听说他们是大山的孩子,上网查大山的英文姓,跟我孩子的姓是一样的,才明白过来。但家人和我的演出事业尽量保持距离,我总觉得他们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文化交流往深了走,挺难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一些外国人借助社交平台表达文化认知差异,调侃自己,被大家喜爱关注的现象?
大山:我认为看中外文化的差异属于初级水平,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差异,往深了看到的是共性。很多人为了喜剧效果,有时候会把中外文化差异夸大,到了一种很夸张、很滑稽的地步。
内容上,我的原则是表现文化间的共性。但我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永远是在差异上。我突出文化共性的努力,恐怕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澎湃新闻:现在的你和20多岁刚来中国留学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大山:成熟了很多。我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以不太留恋自己20多岁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不太愿意再停留在那个水平,我最自豪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过去我因为频繁上电视,很容易被认出来。现在年纪大一点,留了胡子,脱离电视舞台那么多年,没有那么快被认出来。但我现在去购物中心也好,坐出租车也好,只要张嘴说中文,大家的反应和30年前没有区别。我上网约车,报号码尾数的时候,司机一定会说,“哇你中文说得真好。”
为什么过了30多年,中国人还是觉得外国人说中国话那么新鲜?我特别希望能够早一点过了这个新鲜劲儿,去做一些深入的交流。但是一直觉得往深了走挺难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很浅的交流水平。
2024年1月23日,大山在北京接受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澎湃新闻:你更加关注中外文化的共同点,比如幽默是相通的,但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表达方式是委婉含蓄的,以及对于结婚成家和储蓄的心态等等,可能东西方有所差异,你是怎么理解这种共通和差异的呢?
大山:这是多层面的,中国也有相当一批人在婚姻方面的观点跟西方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国家去区分,而是每个个体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谈文化交流的一个障碍,就是两极分化了。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单元,西方是一个单元,但实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老举例子说,在上海长大的大学生去纽约留学,和去陕北体验生活,哪一个文化差异大?
文化差异的话题我们都谈得特别虚,我并不是说我特别有学问,我把中国的事都研究透了。我只是觉得我看到人的共性,很容易去接受。这可能还是有点西方的教育理念,我们上学不是为了去掌握很多知识,而是去掌握学习的态度或者学习的方法,以一个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接触。
认为中外文化差异比较大的人,我觉得往往是包容性不强。比如说他从小是吃米饭长大,吃面条就觉得很难受。在中国文化领域内,从北方到南方,他就接受不了差别。你接受能力强,你会觉得差别不大;你接受能力弱,你会觉得受不了。
澎湃新闻:早些年的时候,大家对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这样的印象。
大山:对。这种印象很有吸引力,西方特别喜欢神秘的东方这种印象,中国也喜欢被理解为很神秘、很深奥。中国人老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中国不是特别希望被了解,中国是希望被欣赏,被尊重。一旦有人开始了解,中国人会有一点紧张,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外国人也是觉得神秘遥远的东方,距离才能产生美,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努力维护文化之间的距离。中外文化交流,我们不断在浅的层面上反反复复,比如说用筷子吃饭、你能不能吃辣的,网络上所谈的文化差异还都停留在30年前我们所谈的一些表面现象,这些方面我觉得变化不是很大。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一个外国人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事,得先学会接受矛盾。就你个人经历而言,有在哪些事情上遇到过矛盾吗?
大山:了解中国就好比了解人生,是非常有矛盾的。这些矛盾更多还是理念上,具体的生活细节不矛盾。
澎湃新闻: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你和中国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你会怎么说?
大山:中国是我的一个家。我来到中国做事情,我就是这里的一份子。因为我在比较纯粹的中文环境里做项目、做演出,我从来没有把自己设定为一个老外。我现在演话剧,我就是一个话剧演员;我说相声,我就是相声演员;我主持的时候,我就是主持人。我是从这个职业的角度出发,对国家这个层面看得比较淡。人都是人,国家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家同在一个地球,都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