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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度情报机构在海外的行动并不乏追踪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里(Christopher Clary)近来专门统计了过去两年印度情报人员进行“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s，亦称目标追杀）的11项可信指控；印度媒体上近来也流传一份清单列出了在英国、意大利、尼泊尔和泰国发生的针对所谓的“卡利斯坦”支持者的行动。

国际安全界研究和观察人士，尤其是英澳加等盟国的机构，都不会轻易错过能够拼凑出新兴大国对外使用力量来完整链条的机会。美国起诉书表明，暗杀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代表印度更高级官员行事，即“CC-1”，他在与本起诉相关的所有时间内都受雇于印度政府，居住在印度，并在印度指挥了暗杀阴谋的实施。

仅从这份法庭文件中大致可以看到，一个行动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CC-1”与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合作，“他拥有广泛的资源……记者们在猜测这可能是什么级别的职位。”密切跟进事态发展的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12月12日刊发的分析文章写道。“CC-1”5月以撤销古普塔在印度犯下的刑案为条件，招募古普塔行凶。15页起诉书中包括了一张监控偷拍照片，记录了预付款1.5万美元现金转交的过程，据说是印度方面安排的，约定的全部“佣金”是10万美金。这一细节至少暗示，除了被招募来协调袭击的个人古普塔之外，美国境内还有其他特工人员，或者至少监控方式很老道。

“CC-1”还能够提供有关目标对象潘农的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和日常活动细节，以及他在家的时间。他甚至在蒙面枪手在加拿大杀害尼贾尔数小时后，就获得了一段“血淋淋的尸体倒在车里”的视频，并将其发送给他在美国的同谋，敦促他们继续行动。

不过，古普塔找到的“杀手”是由美国毒品管制局卧底探员假扮的。印度总理莫迪2023年6月22日访美之后，古普塔6月30日在捷克境内被捕，将被引渡到美国面对指控。据报道，古普塔曾走私毒品和军火。

消息人士没有透露是美方对印度的抗议导致主谋放弃“暗杀阴谋”，还是联邦调查局直接挫败了该行动计划。

媒体此前曾披露，美国司法部曾讨论过是否即刻解封起诉书并提起公诉，还是等到加拿大完成对尼贾尔谋杀案的调查之后。但有知情人士透露，令案件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起诉书中被指控的一名人员据信已离开美国。

一旦公之于众，舆论场上的压力旋即汹涌而来。印度驻美国大使塔兰吉特·桑杜（Taranjit Singh Sandhu）2023年11月底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因遭到锡克教活动人士的现场质问而提早离场。

美国检方发起公诉后不久，《华盛顿邮报》2023年12月1日以社论形式警告印度的“跨国打击行为”已经越过了“红线”，是对主权的严重侵犯，需要进行诚实和彻底的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公布所有事实。“美印建立更紧密关系取决于印度如何回应公诉书，”文章写道，“任何拖延或掩盖都将影响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所有其他有价值的努力。”

“组合拳”施压，但点到为止

在情报界，“暗杀阴谋”早已引起轩然大波，对莫迪政府对外越发具有进攻性行为的质疑甚至是愤怒已蔓延多时，美国、加拿大、英国通过实际行动明确表达对印度违反管理R&AW在这些国家行动的不成文规范的不满。

但美国最高情报和安全官员习惯将指责保持在“无声”之中，与印度同行的“对质”也在私下进行。如同美国检方的起诉书小心翼翼避免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指责，甚至压根没提印度情报部门。

不过，利用起诉书公开案件的一些信息本已具“一石二鸟”之用。西方资深观察人士认为，这既能施压印度，敲打其不要像之前对待加拿大政府的指控那样“轻描淡写”，又给印度政府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自证“暗杀阴谋”并非越界行动。

“记者们利用起诉书来调查消息源以获取更多信息。而美国起诉书提供的细节确实有助于塑造记者们提出正确的问题，也有助于驳斥试图洗刷指控的行为。”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安全研究所主编、前外交事务资深记者Daniel Flitton对美国司法部的这种操作及其对媒体的“借力”早已司空见惯，他2023年12月12日在智库网站上撰写的分析文章中也勾勒出美国政府的多重手段。

在美国检方解密起诉书后，印度政府也作出事发后最积极的回应，表示正在调查这项指控，并在早前（2023年11月18日）成立了一个“高级别”调查委员会进行彻查，但还是重申暗杀行动并不符合政府的一贯政策。

“目前尚不清楚新德里的这一努力是否真诚，或者其承诺是否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并掩盖此事。”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苏桑特·辛格（Sushant Singh）对印度政府的姿态和行动是否足以消除美印关系的阴云直言不讳地提出疑虑，他认为拜登总统婉拒莫迪的邀请——作为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的主宾出席活动——传递出“暗杀事件”已经给双边关系带来裂痕的信号。

印度杂志《自由公报》主编穆罕默德·齐尚（Mohamed Zeeshan）进一步认为，新德里不少人的一种判断是，印度作为美国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关系重要到（美国）无法“忽视、边缘化甚或是有效惩罚印度”。他呼应苏桑特·辛格的观点认为，莫迪政府可能的判断是，即使美国和加拿大的指控被证明属实，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就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访问印度之际，印度记者Kapil Komireddi撰文透露了莫迪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私下里与他的对话。印度“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莫迪感到受到被排斥，以及印度人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危害他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印度将与西方渐行渐远、与中国达成和解并非不可想象。”他给西方媒体的文章写道，恰如一封辗转送达西方国家的威胁信。

敏锐的西方国家资深安全事务记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些双边关系中的重大变化和微妙裂痕，消息灵通人士们提供的看法和便利让他们很快将聚光灯对准了以往非常隐秘的印度情报机构。在2023年12月11日克里斯托弗·雷对印度进行三天访问之前，美国多家媒体密集推出文章，对印度官方机构形成黑云压阵之势。

其中以《华盛顿邮报》10日突然刊发的一篇披露印度情报官员运作和管理的“虚假信息实验室”（Disinfo Lab）的深度调查颇有“杀伤力”。调查显示，这一实验室实际上专门研究和抹黑莫迪政府的海外批评者。“如果印度情报部门‘玷污美国批评者和民间社会组织，那就跨越了界限，让人想起了冷战时期克格勃的手段策略’。”文章将矛头直接对准印度情报部门。

稍早前，印度情报界消息人士对外否认R&AW参与“暗杀计划”，美国获奖的调查新闻网站“拦截”10天后声称拿到了一份印度外交部2023年4月发布的有着外交秘书维奈·克瓦特拉（Vinay Kwatra）签名的秘密备忘录，他指示其驻北美领事馆官员配合包括R&AW、NIA在内的印度情报机构对西方国家的锡克教侨民组织发起“精心策划的打击计划”，并列出了一份包括尼贾尔在内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名单。

印度政府很快公开否认秘密备忘录的存在，并将矛头指向了“宿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称其“泼脏水”。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6日报道称“印度政府拉响警报，安全官员认为北部旁遮普邦出现锡克教分离组织运动可能卷土重来的迹象”，这至少与大半年过去后“拦截”网站的报道形成了某种呼应。

不过，克里斯托弗·雷一到印度，便“冷落”起了媒体。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0年来的首次访印，分别与印度中央调查局（CBI，内政部下属）、国家调查局（NIA，中央反恐执法机构）、情报局、调查分析局（R&AW）等安全机构官员连续举行会面。印度媒体的报道显示，他还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了会面。但如此高密度的重量级系列会谈，美方始终未对“虎视眈眈”的媒体提供更多“未遂暗杀阴谋”案件的沟通细节，反而是印度媒体获得了足够多的报道空间，不断放大印度官方提出的对自身安全诉求的声量。

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路透社上个月12日关于克里斯托弗·雷和印度国家调查局总干事丁卡·古普塔(Dinkar Gupta)的报道被撤回，一直未见按惯例刊发的修订说明。

在美国白宫2023年7月底知晓针对潘农的暗杀阴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白宫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过去数月里已经分别利用不同场合与印方官员就案件进行过多次沟通，而克里斯托弗·雷此番仍然对“访问成果”秘而不宣。

也是在15日当天，拜登总统可能不出席2024年3月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原计划在印度同月举行的2024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会议也将延期。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拜登观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发表讲话。

与民主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项目主任Lisa Curtis针对此事对外表示，印度政府迫切需要与美国政府合作，证明它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未来再发生此类“暗杀计划”的可能，以帮助减轻事件的负面影响。“维护近年来美印关系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进展，新德里有责任认真对待这些指控，并惩罚那些参与密谋的人。”她告诉媒体。

不让价值观影响战略关系

在追踪报道“加、美暗杀事件”中表现领先的英国《金融时报》终于获得“回报”，2023年12月21日《金融时报》刊发了对莫迪的专访。莫迪没有将独家专访机会给美国媒体，在“事件”公之于众近一个月后，他选择了英国媒体首度公开表态，试图平息事态的负面影响。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供任何信息，我们肯定会调查……如果我们的公民做了任何好事或坏事，我们准备好了进行调查。我们承诺依法处置。”他告诉最早独家披露美国案件的英国大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很快对外表态称，我想他们开始认识到，不可能靠恫吓就糊弄过去了，他们可以以一种以前可能不那么开放的方式进行合作。

“新德里的信誉蒙上了一层阴影”，《印度教徒报》外交事务编辑苏哈辛尼·海德尔（Suhasini Haidar）12月初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反思了事件对印度远期战略利益的影响，她主张莫迪政府不仅要考虑“暗杀事件”对美印长期关系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其行动对西方盟友的影响，包括“五眼联盟”情报网络的影响，尤其是印度在对待美国和加拿大时所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

“华盛顿不会让道德和价值观考量影响其对战略伙伴的选择。”就在莫迪专访刊发当日，美国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也通过澳大利亚智库对外传递“乐观研判”。

这位知名南亚问题专家认为，美印两国近年来定期举行高层对话可以解决争议领域的问题。“信任和善意融入了政府与政府关系，及民间与民间层面——得益于美国国内大量的印度侨民广泛参与商业关系的建设和活跃的教育交流。”

但一些情报和安全界资深观察人士们认为，印度职业情报官员不可避免将“付出声誉代价”。

“暗杀计划”发生时萨曼特·戈尔（Samant Goel）作为R&AW局长已于6月30日退休。

“印度的一个选择可能是将责任归咎于他，而助莫迪解套。这将使美国和印度摆脱这场争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