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民反映“过年给孩子拿红包攀比严重，涨到最低200元，给农村老年人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压岁钱可能还没发挥给孩子“压岁”的作用，就先要“压垮”老年人了。对此，安徽阜阳官方回应称，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

皖西北，原属阜阳，当地与阜阳的民风同出一脉。多年来，妻子老家和南京的亲友交流密切，因而我对于当地网民的困惑，颇有感知。有些老人平日独居或在敬老院过活，过年最盼亲人邀请同聚，但也颇忧“红包负担”。对小辈众多的老人来说，一圈红包发下来，真吃不消。

不能怪这些老人小气，问题症结在于，压岁钱支出和老人收入不均衡甚至完全失衡。正如阜阳一位市民对媒体所言，她父亲七十多岁，过年时来上一二十个小孩拜年，就得一两千块钱，如果没有工资的话，压力很大。而在当地，无固定收入的老人并不鲜见。

让老年人生活富足，当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但红包困局中，重点并不在于老年人出手是否可以变得阔绰，而在于陋习是否能先根治。如果攀比压岁钱的风气愈演愈烈，那么老人有再多的钱财也经不起挥霍。

不独阜阳，笔者位于江苏的乡下老家，老人惯常给予小孩的过年红包也就是200元左右，且多年不变，倒也形成一种惯例。但这种惯例时常遭遇“城市标准”的冲击。有一次，一位城里孩子拆开红包后，立马抱怨：“才二百！”按照某种不成文的规矩，他们这些城里孩子，多数情况下得到的红包在500元之上，甚至更高。

过年红包攀比风气的实质，是两种金钱观念的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给得太少，瞧不起人，另一方觉得已经是尽力而为，图个意思就行。在争议的背后，是两种消费层级或能力、两种消费习惯的客观存在，这种事实在现实场景集中呈现时，很容易令两者间的隔阂加深。

显然，面对这样的大背景，要纾解红包争议，遏制攀比风气，既要通过合理机制对这股非理性的风气说“不”，也要从文化心理上实现社会群体之间的互谅——当然，这一命题已经由过年红包延展为人情往来所涉礼仪。

当下一些地方针对相关问题，主要聚力于说“不”。写入村规民约，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示着倡导和规劝的意味，可以逐步引导群众听取。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此类做法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成效。而值得提醒的是，发红包毕竟是私人事务，一味强制并不可取。

打破困局的希望，在于让两种消费群体在情感上居于同一层面，进而实现共融。例如，城里的孩子下乡时，监护人应该事先说清乡俗特点和老人的“压岁观”，并引导孩子体验村落语境中的民生忧欢，从而避免带有偏见地评价一个红包的厚薄。

再将心比心，作为收压岁钱一方的小辈及其父母，必须考虑红包是否“收之有愧”？平时是否对老人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关爱？再功利一点说，如果老人平时没什么固定收入，生活本就不宽裕，年轻一辈在拜年时可否多送一点礼品，或主动给老人发拜年红包？

此外，从自身出发，以“吃亏意识”唤起他人的理解，有着特别意义。我的亲人曾回皖西北为老人庆生，只热情招待亲友，礼金分文不收，在村内展现一股新风，引来村民称赞。也有网友向媒体表示，村里有人宣布不收红包或象征性地收取红包后，有更多村民响应。

这让人想到广东等地多年时兴的“十元利是”。“小红包大吉利”的文化能够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想必不会少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最初示范。文化心理有着趋同性，当身边人都倾向于某一种人情往来方式时，这种文化在世俗空间的生根也就水到渠成了。

万事开头难，在人情往来上努力弥合认知差异，形成共识，更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值得我们努力从细节上不断推动。

真正的年味来自亲情的深度，而非压岁钱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