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被曝光，让全社会感到心痛，如此血淋淋的残酷的青春物语就这么铺陈在大地上，案件的细节更是让人不忍直视。

在愤怒之外，公众期待这些案件在法治渠道内得到公正的解决。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未成年人霸凌、行凶乃至杀人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并不一样，最轻的直接不予立案，甚至有人一度返校上课，之后在舆论的一片质疑声中被送到专门学校进行训诫教育；也有的虽然被认定违法，但是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决定不予处罚；也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公众期待最高人民检察院激活刑法修正案（十一）予以依法追究。

要看到，“小恶魔”行凶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三重责任，相关处置主要涉及《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三部法律，的确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法律事件，有必要进一步理清法律运作流程，特别是完善不同法律程序的衔接机制，不能让“小恶魔”逃进法律的接缝当中。

要正视目前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分级仍欠清晰，各等级间跨度失衡的问题，要扭转目前轻重措施衔接的失衡，特别是要解决教育矫治的强制性不够、约束性不强的问题。

从相关责任年龄上看，在《刑法》方面，没有对12周岁以下犯罪作出设计安排，甚至都不能称得上重罪轻“罚”，有的“小恶魔”一度只要接受几个月心理矫治；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层面，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也不予处罚。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方面，对于不满12岁的罪错未成年人，按照现有法律规定理应由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被送入“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早在2019年3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对这类“专门学校”的建设、管理、运行及保障机制作出规定，并提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

但是，据2022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相关调研，当时有9个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省份甚至是人口大省仅有1所专门学校。由于现有专门学校数量太少无法满足需求，导致需要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无校可去”。这大概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个案当中，那些还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小恶魔”，没按规定被送往“专门学校”，而是事实上“一放了之”。

还要注意，很多未成年人之间恶性霸凌行为，乃至极端伤害案件发生在县乡一级，相关的“专门学校”有没有全覆盖？所谓“心理矫治”效果如何？而实际上，在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的大背景下，公众还难对“心理矫治”有信心。

从前述的案件处理来看，有的杀人者在接受“心理矫治”，有的霸凌者不受行政处罚，这些也侧面反映了法律设计和执行的现实情况并不理想，特别是作为兜底性质的“专门学校”教育明显供给不足。

公众面对血淋淋的暴力伤害、霸凌视频，是激动的，法律制度应该积极回应公众对公正的朴素追求，推出针对成年人宽严相济的、严谨的矫治、处罚机制，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特别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必要立足既有法律，梳理法律机制，确保过罚惩处尺度一致，改变事实上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罪轻罚、违法难罚、矫治受限等现实问题，真正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提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