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大范围高强度的寒潮席卷我国，影响了无数人的回乡和返程之路，近年来不断破纪录的高温热浪，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水……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刷新着人们的认知。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预计到 2100 年，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增加250万。

健康议题长期以来只是气候讨论的脚注，而去年在迪拜召开的气候大会（COP28）首次把健康议题纳入了核心议程，举办了高级别的气候和卫生部长会议，主席国首次设立“健康日”，以气候与健康为主题的活动数量也达到历届之最。

2023年12 月 2 日，COP28主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气候与健康宣言》（Declaration of Climate and Health），将健康置于气候行动的核心。这也是各国首次达成共识，要为应对高温热浪、空气污染、传染病以及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粮食和营养危机做好准备。

“COP28是一个新的契机，2024年我想气候与健康肯定是一个新的热点。”说这话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他同时担任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 PI，WHO媒介生物监测与管理合作中心主任，山东大学气候变化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1985年刘起勇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加入CDC，主要从事媒介生物控制学、媒介生物传染病学、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及适应策略研究。他曾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过与传染病监测与防控有关的工作和研究，现场参与过东南亚海啸卫生救援、印度洋地区基孔肯雅热暴发、非洲疟疾控制、寨卡病毒病全球大流行等国际卫生应急救援、媒介生物传染病暴发应急处置。

“刚工作时，我主要从事媒介生物传染病监测与控制工作，1991年的南方水灾，1998年特大水灾，我都被派到现场，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水灾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刘起勇说，那时他们就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逐渐关注气候健康议题。

2003年，刘起勇被推荐到亚太环境与健康论坛-气候变化、臭氧耗竭和生态系统变化主题工作组提供技术支持，2007、2008年他在WHO传染病监测与应急反应处工作期间，负责（focal point）气候变化与传染病主题工作。2011年，刘起勇牵头申报“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适应机制研究”（国家973计划项目），拿到了第一个气候变化与健康的国家重大项目，项目团队探索了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机制及应对策略和技术，基本掌握了我国气候敏感疾病谱、气候脆弱人群特征，评估了气候变化造成的额外疾病负担，确定了气候健康风险热点地区，研制了针对高温热浪气候健康预警系统、气候敏感疾病登革热预警与控制系统等。

“我们对气候变化与健康的科学研究，从科学认知到科学决策，再到科学行动，最后再到科学评价，其实是为了回答我们的适应能力怎么样，我们现在适应的差距有哪些，如何提高气候韧性、及时应对和消除健康风险。”刘起勇说，“目前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带来健康危害和风险，但是这种理解的深度、广度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不同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都有自己的特征，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才能提高认识。尽管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有一些投入，但是系统性、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和评估还是很缺乏。”

2022年中国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刘起勇牵头起草了健康与公共卫生章节。让他欣喜的是，有关气候与健康，在国家战略层面从最早的几行字到后来大半页，再到如今有了一个专门的章节，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本身就说明从各部门到各学科，大家的共识逐渐形成，即保护人类健康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任务和终极目标。”刘起勇说，健康是一个重要抓手，为了一个共同的人类健康利益，每个领域都能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和行动的发力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 受访者供图

近日刘起勇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临界点》月刊专访，以下为对话全文：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澎湃新闻：是什么契机让你进入到气候变化与健康这一研究领域的？

刘起勇：大学毕业到CDC工作以后我就一直从事媒介生物传染病监测与控制工作，我们在监测中发现，尽管公共卫生投入越来越大，但不少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流行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流行规模越来越大，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因为媒介生物和媒介生物传播的病原和他们造成的传染病流行，对气候非常敏感。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确认气候变化对传染病特别是对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影响非常大，也是这个原因我开始逐渐增加对气候变化与健康影响的认识。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对健康有哪些影响？

刘起勇：气候变化具有累积性、长期性与复杂性，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直接影响，还有间接影响，系统性的影响。直接影响比如寒潮、热浪、洪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伤害死亡；间接影响是指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环境、生物因子和生态系统，从而造成疾病流行范围、模式、频率、规模的改变；系统性影响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通过影响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别是公共卫生服务，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复杂结局。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发现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有不少都跟气候有关系，另外还有心理健康的影响，所以说气候对健康的影响特别广泛。

澎湃新闻：哪些算是气候敏感疾病？

刘起勇：顾名思义，从整体来讲，对于气候变化和气候因素比较敏感的疾病都属于气候敏感疾病。经过科学研究和筛选发现，很多的疾病都有可能跟气候变化有关系，包括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疾病、伤害和死亡，以及心理卫生和健康。

其中，媒介生物传染病是典型的气候敏感疾病。媒介生物本身对气候很敏感，它携带的病原对气候也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气候变化会不会造成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流行风险增加，流行强度上升。实际上有的疾病风险有可能随着气候变化会下降，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总体来讲，经过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风险上升的疾病远多于风险下降的疾病数量。

各种极端天气对老年人的影响首当其冲

澎湃新闻：作为“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适应机制研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在研究中你们得到了哪些认识？

刘起勇：我们第一个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是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群健康有没有影响？通过973计划项目，我们初步确定中国气候敏感疾病谱，当时首次筛选确定了12个气候敏感传染病，7个是媒介生物传染病，另外有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等5个。气候敏感慢性非传染疾病，当时研究确定了心血管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等。

然后是气候脆弱人群特征，针对高温、热浪、台风、寒潮、水灾、旱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做了脆弱人群特征分析，发现在各种极端天气下，对老年人群的影响都是首当其冲的，还有孕产妇和儿童，以及患有慢性疾病或残障的人群。不过，不同极端天气事件也有些区别。我们也对职业性暴露进行了分析，比如户外工作者受热浪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

另外，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也会造成额外的疾病负担，我们当时选了典型的疾病，比如对气候敏感慢性病中的心血管疾病，气候敏感传染病中的登革热、手足口病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还针对不同气候带、不同地理地貌做了比较分析，比如针对登革热，我们做了高中低风险地区的划分，建立了预警阈值、应对策略和机制。

以登革热为代表的气候敏感媒介生物传染病已向高纬度地区扩散

澎湃新闻：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刘起勇：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逐渐地迁移和扩大，但它的影响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比如我们当时在山东做现场调查，当地人问山东没有登革热为什么要选这里做研究，我说我们是做前瞻性研究的，并不是有什么我们才做什么。我们当时的研究结论认为，山东肯定具备登革热暴发风险，结果我们的项目2016年结题，2017年山东就发生了登革热本地暴发。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和影响，登革热流行区已从我国东南部热带地区向内陆快速扩展，跨过了长江流域，蔓延到了黄河流域。登革热流行省份从每年1到2个，扩展到每年最多可达13个流行省份，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风险和压力。

我们针对沿海、内陆、高原不同的典型地理单元做了研究之后发现，不同地方的气候健康影响差别很大，影响强度不同。以媒介生物传染病为例，媒介生物种类非常丰富，仅蚊虫就可以分三大类，有传播登革热的伊蚊，还有传播乙脑的库蚊和传播疟疾的按蚊。我们曾在拉萨做过研究，因为高原地区海拔高、温度低，实际上一直就没有库蚊，但随着降水、温度、湿度条件的变化，我们发现拉萨已经有尖音库蚊种团，不断入侵、定植、扩散，形成了稳定的本地种群。因为它是西尼罗病毒的重要传播媒介，随着这种库蚊的到来，西尼罗病毒的传播风险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有效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必须针对气候敏感疾病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和预测预警，否则就会非常被动，甚至可能造成一些较大的公共卫生风险或事件。

澎湃新闻：我们对气候健康影响的认知水平如何？怎样提高大家在这方面的认知？

刘起勇：我们曾在北京、宁波、广州等不同纬度地区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程度相对以前确实提高了很多，但理解的深度和行动还是有一定差距。

从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来看，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超出我们想象，越来越频发，强度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一方面我们从认知上比以前有提高了，但还没能跟得上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科学界的研究本身也还存在较大差距，所以还是需要抓紧做基础研究，否则面对新的变化我们就很难理解、认知和适应。比如我们当时在做研究时预测，登革热会继续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展，结果2019年就一下报告了十多个省份发生本地传播暴发，气候驱动登革热的传播流行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科学家自己都感到吃惊，更何况部门决策者和公众。

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只盯着眼下的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带着非功利的心去钻研，否则就会一直处在疲于奔命的被动应急状态。

保护人类健康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任务和终极目标

澎湃新闻：气候健康属于交叉学科，目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是否顺畅？还需要哪方面去加强？

刘起勇：总体来看大家对这种交叉融合的研究逐渐有了更多的共识，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地球科学、环境领域的还是气象领域的学者，都对气候健康研究非常感兴趣，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很大的进步。

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来看，有关气候与健康，从最早的几行字到后来大半页，再到2022年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有了一个专门的章节，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这本身就说明从各部门到各学科，大家的共识逐渐形成，即保护人类健康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任务和终极目标，健康是全球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抓手。

从IPCC第五次全球评估以来的报告到去年COP28把健康提升到气候行动的核心地位，健康既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又是一种手段，为了人类自身的共同健康，我们要减缓气候变化，让它降下速度，让我们能够跟得上，能够健康适应气候变化。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增强我们的行动力度，加强卫生医疗系统的气候韧性建设，实现可持续保护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也是按照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推动国家战略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的落地。

澎湃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发布报告称，2023年全球登革热病例激增，接近历史峰值，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刘起勇：2023年，中国也受到了全球登革热暴发流行的影响，得益于国家疾控局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精准预警预判，提前部署，主动、有效应对，尽管输入病例显著增加导致了本地的多点小规模传播流行，避免了类似其他国家的大暴发、大流行，登革热防控非常成功。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现更名为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简介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随着全球化、气候变化、城市化的发展，登革热输入病例快速增加，中国适合登革热传播流行范围越来越大，登革热防控压力越来越大。我国有10亿人生活在登革热风险区域，约2亿人处于登革热高风险区域，但得益于国家建立的生态学、病原学和抗药性“三位一体”的全国媒介生物监测预警系统和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和技术体系，我们一直在加强媒介生物预测预警、主动精准控制媒介伊蚊，切断传播途径，控制输入引起的登革热暴发流行规模，避免引起大暴发、大流行。

气候与健康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还需加强

澎湃新闻：针对气候健康风险，什么样的预警你认为是比较有效的？

刘起勇：中国疾控中心曾做过一个高温热浪的健康风险预警系统，选了典型区域试点推广。可提前一两周针对特定人群发布预警信息。有了预警，还要依靠地方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内的老年人、孕产妇、有基础病人等气候脆弱人群的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可以通过社区直接对应到个人落实提示和帮扶行动。例如，我们之前在济南市历城区通过社区发布高温热浪的健康预警，通过当地疾控中心传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到居民小区、楼栋去逐层落实。如果社区提前掌握这些重点人群的信息，能够对应到人、落实到人，那么这种预警才是有效的。

也可以通过单位，比如济南的公交系统，他们除了做告知提醒高温热浪天要多饮水之类的，还会提供绿豆汤让司机随身带上，另外也会检查维护公交车上的空调系统正常等等，这些手段也是比较细致和有效的。

当然，对于提高气候健康预警的系统性、精准性，还需依靠气象、卫生等多部门协同、合作，及跨学科研究。

澎湃新闻：对气候与健康风险应对你有何建议？

刘起勇：应对和消除气候变化健康危害和健康风险，还需要政府、学术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挑战。总体上我们要坚决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整体安排和国家疾控局气候健康行动的具体部署，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能力，保障健康中国建设国家战略实施。在监测预警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气候、健康监测预警系统的作用，特别是要对原来监测预警系统进行及时的修订、完善和更新，让这些在运行的监测系统更容易捕捉到气候敏感疾病的趋势变化和风险变化。

在气候与健康行动方面，按照统一部署，做好试点、示范和推广。我们要把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落地到社区，落地到不同的单位，创建一些更好的示范项目，让大家都来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保护人群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继续加强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影响的机制机理研究。目前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带来健康风险，但是这种理解的深度、广度还不够，特别是不同极端天气事件都有自己的特征，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尽管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有一些投入，但是基础性的调研和研究还是很缺乏。

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是应用性的研究，怎么在操作层面上更好地做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包括针对气候脆弱人群，如何避免更大的公共卫生风险，还是有很多的应用性研究需要去做。比如我们的预警系统具体怎么来布置，运营系统怎么来发布信息，才能更有效地传达和被公众接受，公众接受后再如何转化成行动获得一个好的效果。这需要交叉学科来做，也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来发挥作用。

另外，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共同行动，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国际交流，互相地学习、借鉴，互相促进、提高，甚至联合研究和创新。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共同行动非常必要。

我们现在提倡“同一健康”(One Health)，谈到健康不再只是做疾病控制和健康部门的事，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其实它涉及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不管是农业、生态还是其他领域，都跟健康密切相关，都在健康里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都能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和行动的发力点，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资源共享，形成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的合力。所以全球、全社会为了人类共同健康利益，促进我们共同的行动，我想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24年将是一个新的契机，新的起点，我想气候与健康肯定是一个新的热点。